第六章 始建国元年春正月：皇帝(11/13)
从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说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 4 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改名王田，就是说田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没收田地，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并。同时，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是九百亩，意味着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较大的土地，但不允许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导致“田连阡陌”。总之，这道法令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切实际，也不是纯粹的复古。
法令的实施，由明学男爵张邯、地理侯爵孙阳具体负责。从孙阳的爵号来看，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而被赐爵为“地理侯”的。而张邯是讲《诗》祭酒满昌的弟子，也是经师，从他的爵号看，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来自胶东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吏民支持，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在新朝引起热烈的反应。大多数儒生儒臣们，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也是欢呼的，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编户齐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刘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末。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贾谊、晁错先后提出，国家一定要务本，多存粮食，打击商人。没错，官方的确也“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委实不高。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 5 。
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就要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终于有贡禹等人开始主张，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
于是到了始建国二年，刘歆正式向皇帝上奏，说：
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 6
泉，就是货币；泉府，可以姑且认为是央行。刘歆认为，周朝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平价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卖给买不到的人，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之道，儒门理财要以道义为先，不能只求利，要禁止百姓发不义之财。
姑且不论刘歆所说的“泉府之官 ”和《周易》的理财是不是一回事，但刘歆等人的意图是清楚的：该尽快启动财政、金融、税务以及经济方面的改制了！
11．抵制资本（二）
刘歆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直到新朝末年，皇帝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改制的诏令一道道下达。大家把这些改制的措施统称为“六筦”。
筦，就是“管”；六筦，指的是六种财金、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要求抑制贫富分化，实现人和人财富上的平等。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 ，食肴之将；酒 ，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 ，田农之本；名山大泽 ，饶衍之臧；五均赊贷 ，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 ，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7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第一，酒的专卖。
第二，盐的专卖。
第三，铁的专卖。
这三种最容易理解，就是由朝廷官办专营酒、盐、铁。要知道，酒、盐、铁是任何人的必需品，因此利润很高，实施国家专卖，朝廷就能获得一大笔财政收入。但问题来了：盐铁专卖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施行过，而且儒家不正是把盐铁专卖看作当时的恶政吗？汉昭帝的时候举行盐铁会议，儒家不是猛烈抨击并废止了盐铁制度吗？怎么到了这里，反而成了儒家的改制大政，要实施了呢？
逻辑正在刘歆所说的“理财”二字上。
儒家并不反对理财，而是反对以图利为目标的理财，强调伦理高于赚钱 8 ，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就是说，诸侯之家，宁可有贪污的家臣，也不任用专门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家臣。
所以，在刘歆以及皇帝看来，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收了钱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而新朝的盐铁专卖，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事实就是一样），但性质是不同的。这就好比以前反对专卖，是反对与民争利；现在施行专卖，是抵制资本。总之，儒家理财学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部门”和“国家主义”都很警惕。
第四，名山大泽产生的所得税。
所谓名山大泽，山未必“名”，泽未必“大”，这里的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近山水的地方，老百姓不必专意于耕种，去山里采山珍，到海里捞海味，就能养活自己，再卖一把还能赚钱。所以在皇帝眼里，山和水都是天然的宝藏，这些人不通过耕种就能获利，也是不公平的，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所以也要管起来，向这部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所谓名山大泽的征税，到后来拓展到几乎全部的工商部门：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9
总之，凡是打鱼、打猎、采山珍、搞养殖、种蚕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舆风水，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都要从利润里征收10%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
王莽为什么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呢？因为，打个猎、捞条鱼拿去卖，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到底也是末业，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必须从事农业耕种，才是王莽的目的。
第五，五均赊贷。
五均赊贷，虽然放在一起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样政策。
所谓五均，就是平衡物价，王莽把长安和洛阳、临淄、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进行物价管制。之所以叫作五均，是因为除了长安外，洛阳居中，临淄、成都、宛城、邯郸分别位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合起来就是五均了。
这六座城池都非常繁华，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它们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西蜀的摇钱树、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东越的玳瑁，几乎随处可见，就更不必说丝绸、漆器、铜镜之类了。商品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挥作用，价格就会波动起伏，就有投机的空间。
儒家恰恰不怎么喜欢投机。
所以，皇帝把这几座城池的市场管理者“市长”，改成“五均司市师”，除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外，还兼有平衡物价的职责，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为属官。“交易丞”，顾名思义具体管理市场交易，也就是物价平衡；“钱府丞”管理“赊贷”，也就是国营贷款。
按照设计，“五均司市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其中，五谷布帛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那么“交易丞”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不能让老百姓折本；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交易丞”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以平抑物价；如果供应充足，价格低于官价，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 10 。
五均和赊贷虽然是两码事，但彼此补充，调剂工商金融，以求既能支持农民农业，又平衡收入。事实上，五均与汉武帝时期的“均输”有些相似，但与盐铁专卖一样，目的并不相同。
第六，钱币铜冶，就是铸币和货币发行。
铸币倒是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制度，这是六筦里最曲折的一项改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