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室(10/11)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 ” 15 ，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16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盛。
夏贺良也主张老师的“再受命”之说，很对李寻的口味，李寻就举荐了他。
由此可见，此时的汉廷已经完全不避讳谈论皇室天命中衰，哀帝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夏贺良先待诏黄门，在内廷门口随时等待召见。哀帝多次和他深谈，觉得他从甘忠可那里学来的一套东西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汉家历数中衰，必须要再受命，改元易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落。
这很符合哀帝的意图，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就在即位的第二年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夏贺良的设计，下诏开启了汉家再受命的改制。
此次改制在礼仪上具体做了什么，有哪些图谶祥瑞，有何种受命之符，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改制的思路很清楚：既然是“再受命”，就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 17 ；既然要让尧的后人禅让给舜的后人，那就不妨给自己加上舜的称号，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大赦天下。
这个称号实在太诡异了，舜的后裔是陈氏，王莽在追溯祖先的时候，也是追到陈氏和舜帝。把“陈”加诸帝号之上，帝号里同时保留刘姓，就意味着哀帝既是尧后又是舜后。这种做法，颇有些异想天开，也的确是空前绝后，但平心而论，哀帝敢于回应如此重大事件，还能创造性地尝试解决问题，确实有武、宣之风范。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舆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
所以这并不是闹剧 18 ，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汉宣帝完成的“建国”，形成了王霸平衡的“汉道”。但儒家经过元、成两代帝王的推崇，到哀帝的时代已演进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且与灾异、符命密切结合，霸王之道的平衡被打破。汉宣帝设计的中朝外戚、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也因为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而消解。
今人陈侃理说，“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 19 再加上频出的灾异，连续两代皇帝绝嗣，皇室的命运已经注定。
哀帝这个年轻的病弱皇帝怎么承受得了呢？
待到哀帝身死，王莽仓促掌权，并在朝野的赞许之下，一劳永逸确定了宗庙的礼仪制度，把哀帝改回去的郊祀制度又改了回来。从汉元帝初次启动宗庙改制至此，三十年间，皇室对这宗庙和郊祀的改制反反复复不能定夺，又没有能力置之不理，意味着皇室已然失去了主导政教的权威。而这两件事最终成就于王莽，又恰好证明了王莽既能够稳定政局，又有资格定夺改制。
至此，汉室的权力已经彻底被王莽掌握。人们也更加相信，选择王莽就等于选择了理想、选择了正义。只有王莽，才能将儒家改制从这些宗庙祭祀的礼仪制度向实质性的经济、财政、文化、内政、外交等全方位的变革大踏步迈进。
13．沉默的宗室
皇室如此，地方上的宗室呢？保守估计，汉末的刘姓宗室有十万人，应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沦为普通臣民。例如离王莽封地新都国不远的舂陵国，虽然同属侯国，其实又小又穷。当时大的侯国可称“万户侯”，舂陵侯国在汉元帝时期的一则记录显示只有476户 20 。其卑弱可知。
舂陵侯的近支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刘敞的堂弟，却不怎么操心天下大事。其实，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家庭恩仇殚精竭虑，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自己。
那还是刘子张年轻的时候，他任侠好斗，算是当地豪杰，出入舂陵国及周边，结交各色人等，说起来，这些人地位高的也不过是些亭长、游徼之类的基层乡官。那一天本来一切都很好，他溜达到同郡的蔡阳国，和相识的釜亭亭长约了喝酒。刘子张是当时舂陵侯的侄子 21 ，和亭长喝酒，彼此都不觉得辱没身份，当时一般宗室的地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