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室(9/11)
亦极乱耳！尚何道！ 3
有的灾异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比如他即位第四年时，皇后王政君曾祖父的坟墓发生了一件怪事，支撑坟墓门口的木头柱子突然长出了新的枝叶。也是这一年，王莽呱呱坠地。多年以后，王莽将会把这条从祖先陵墓上生长的新枝作为自己崛起的祥瑞。
不管怎样，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改姓易代。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派别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主张越来越具体，理想也越来越宏大，要改制就不会是小打小闹，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4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都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又主要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制，不太涉及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既得利益者的损害，阻力相对比较小，虽然几经波折，最终都确定了。
这三件事意义重大，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而前两件最终是在王莽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儒家的改制最终造就了王莽，而王莽也成就了儒家的改制。
先说说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因为当时汉廷对郡国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需要用立庙这种宗法的方式来维系统一。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 5 ；有些不是皇帝也要立，比如史皇孙。代代相累，到了刘奭的时候，宗庙已很庞大，全国有176所。
汉朝人无论贵贱，大抵都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所以对丧葬宗庙很在乎。皇室的宗庙可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处典型的宗庙一般设在陵墓旁边，有房屋也有寝园，园中有寝殿、便殿，就像一个微型的宫殿；宗庙里还有许多人侍奉着亡灵，“祭司”们每天要把亡灵的衣服请到寝殿，按月请到宗庙，四时节庆有“乐队”吹拉弹唱，衣冠出游的时候车马仪仗和生前一样，士兵守着陵园，厨师给死人做饭；有些皇帝生前的宠臣妃嫔也会住在这里。
一所宗庙如此，全国的宗庙就会产生巨大的人事费用和维护开支，成为很重的财政负担。据记载，元帝的时候每年宗庙上就需要卫士45,129人，祭司和乐人12,147人，祭品牺牲不计其数 6 。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地方宗庙维系宗法的功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奭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奭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在丞相韦玄成、匡衡等先后支持下，宗庙改制的大幕拉开。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 7 ，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祭祀的时候，还要遵照“禘祫”之礼，遵循“昭穆”之序。“禘”就是祭祀时以始祖刘邦配天；“祫”就是合祭 8 ，简单地说就是把汉朝列祖列宗的神主，不管有没有毁庙，都和刘邦的神主合在一起大祭；“昭穆”是说祖宗的神主不能乱摆，要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一昭一穆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排列。例如刘邦为昭，其子惠帝、文帝为穆，景帝为昭，武帝为穆，昭帝为昭，史皇孙为穆 9 ，宣帝为昭，秩序井然，庄重非凡。
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成、哀时期又有所反复，特别是哀帝时还曾为要不要毁武帝庙而争论，但总的来说基本原则没变。而最终的定型者就是王莽。仅此一点，王莽在当时的功德可见一斑。
11．独尊儒术的实现
再说说郊祀。
话说秦末汉初，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多是些地方神祇。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在丰县祭祀土地神，叫作“枌榆社”，当了沛公之后又祭祀蚩尤。后来当了汉王，入了咸阳，刘邦发现秦国在旧都雍城设立祭坛祭祀上帝，叫作“雍畤”，就问，这个祠所祭祀的上帝是谁啊？
周围的人说：有四帝，分别是白、青、黄、赤帝。
刘邦又问：“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帝呢？”
周围的人大都是跟着刘邦一同进入咸阳的楚人，不知道秦国有五帝黑帝，更不知道黑帝最高贵。于是纷纷摇头表示不清楚。
刘邦自己琢磨了一下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着我来凑成五帝。”意思就是他是黑帝，于是刘邦立了黑帝祠 10 。在雍城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至于祭祀礼仪，他当然一概不懂，就召来秦国的祭祀官按照秦的礼仪祭祀。
从丰县的土地神，到咸阳的黑帝祠，可见刘邦的信仰是非常杂乱和率性的，只要是神就祭。后来，加上黄老方士们的推波助澜，汉廷把梁、楚、晋、秦等地的“巫”聚在一起，每个“巫”负责祭祀本地的神，为黄河、南山和天上的星宿也建立祭坛，经年累月，汉廷的各色国家祭祠里就罗列着蚩尤、后稷、东君、云中君、司命、河神、五帝、黄帝、八神、玉女、房中、堂上 11 等各种不搭界的神祇，甚至还有秦二世、李延年等人！这很像当年古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征服各地，并不会把当地的神祇消灭掉，而是都纳入罗马的“万神”之中。
汉朝皇室也搞了类似的万神庙，只不过没有万神。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泰”就是“太”，“泰畤”是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祭了天就得祀地呀，汉武帝又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
总之，到了这个时候，皇室终于从无神不祭逐渐养成了以“雍五畤”“渭阳五帝”和“甘泉泰畤太一”“汾阴后土”四类为主的皇家祭祀习惯，显然，这一习惯延续了秦朝旧仪。此外，刘邦以来各地所建立的稀奇古怪的祭祀，大概仍在运转，汉成帝时全国这类祭祠有683所。
在儒家眼里，这些祭祀混乱、淫滥，夹杂着暴秦的礼仪和黄老的荒诞，既不尊重天，也不尊重地，还不尊重汉家。因此最好彻底清除，另立郊祀之仪。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 12 。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骜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汉家制度 ”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骜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骜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骜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祇感应 ”，所以祥瑞非常多，“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 ，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久旷大仪 ” 13 ，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 14 ，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