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室(3/11)
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25
晁错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认为削藩疏离别人亲属，不仅危险，而且不道德。晁错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的是“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 26 。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汉帝国的建政道路，到此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晁错如此固执，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服毒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惩于当年的杀子之仇，刘濞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封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矛盾不断积蓄，当汉朝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濞手中时，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刘濞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刘濞致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但到了起兵时，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其中：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齐王，原本也要反，但最后一刻后悔了；另一个是济北王，被属下控制，没能参加叛乱。如果齐国、济北国也参加，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列侯。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吴国、齐国，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濞在叛乱之前，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亲自跑到胶西国去面见胶西王。尤为重要的是，刘濞和胶西王除了分析时局，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 27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晁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拆分叛乱七国。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如吴国三郡，一郡归汉朝，两郡成立江都国，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非；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如叛乱的胶东王刘雄渠死后，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胶东王，这位未来的汉武大帝这年才三岁，胶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叛乱结束后，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在亲哥刘启的信任、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濞。于是，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或是裁撤，官吏由汉廷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以往，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秩级相同，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秩级，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秩级。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廷委派的国相，侯国也如此。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又借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 28 。
第三，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以往，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胁迫跟随叛乱。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 29 。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地方上，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外戚们日益活跃，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擢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即汉武帝，见到临淄人主父偃等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30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这一次，刘彻当下就拜主父偃为郎中，一年将他升迁四次，很快就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虽然品秩只有比二千石，低于王国相和郡太守，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汉兴以来，如贾谊等名臣都有担任中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贾谊，刘启之于晁错，刘彻对主父偃也是重用的。
主父偃的人生十分坎坷，曾经四处碰壁，屡遭排挤，连族人、兄弟都对他很冷漠。半生流浪，一朝受宠，主父偃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例如有一条，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还开发了茂陵一带，可谓一举两得；再有一条，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但是版图仍然很大，倘若联合起来，势力仍不可小觑。而且，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削藩导致了军事叛乱，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削藩政策并不看好。晁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高明的。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庙号。正如晁错父亲当年所说的，削藩刻薄寡恩，没有亲情。
主父偃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他认为，既然削藩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孝做到极致。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那么，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再以后，已经面积很小的王国，还常常因为犯错或有罪被削县，汉初那横跨数郡的大国，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不仅是王国，刘彻对列侯们也颇有所图。刘彻时代，汉初那些封侯的功臣已经传了两三代，祖辈的交情和先帝的恩泽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细察这些遍布全国的列侯领地，刘彻发现，列侯所真正占据的并不是封地，而是租税。特别是汉初的侯国领地，因为当时天下初定，地广人稀，所以虽然只有一县之地，但面积很大，有些侯国的户数甚至多过推恩令实施后的王国。这就意味着，中央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于是，著名的酌金案发生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八月，刘彻主持宗庙祭祀，向宗庙献酒。按照惯例，全国的210名列侯全都要奉献黄金来“助祭”。祭祀之事虽是朝廷大典，非常严肃，但因定期举行，礼仪已成套路，列侯们颇认为这是走形式的例行公事，对献金的成色重量等应付了事。
这一下子就被刘彻抓住了把柄，他小题大做，罗织成罪，以酌金成色不足的罪名，一次性褫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占全部列侯的一半。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被夺爵的列侯里，刘邦所封的24位列侯，有20位被夺爵；汉惠帝至汉景帝所封的18位列侯，有10位被夺爵；而从地域看，河南、河内这两个与京畿地区接壤的郡内所有列侯均被夺爵。因此，刘彻通过酌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清除了近畿的列侯，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 31 。
不靠诸侯王宗室和功臣列侯，那皇帝依靠谁呢？
刘彻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半生在发动战争，半生在改革朝廷制度，他需要国家机器更加高效。但是，外朝的朝官们一直大致沿袭着萧、曹等功臣早年的轨迹任职，又没有萧、曹等人与皇室的交情，还缺少战争时代的历练，因此越发不能满足刘彻的统治意图，越来越不受刘彻的欢迎。
为了找到用得称手的左膀右臂，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宫官和省官。有的本身就是宦官，如尚书等；有的是出身低微、才能出众，但甘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年轻人，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就授以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加官，允许出入宫省。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虽然汉廷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她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所以，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从文景时期的薄氏、王氏家族，到武帝初年的窦婴、田蚡等外戚，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但外戚没有，所以不会争位。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但只有到了刘彻手中，才变得十分重要，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32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注释：
1 这一节参考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载《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辑）》；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