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送上门来的工厂
艾森服饰销量最高的地区还真不是京城, 而是海城。
为什么？海城股市火爆呗，几乎是闭着眼睛挣钱。不管你什么时候买的股票，又是什么时候抛售出去, 总归你起码能挣多一倍的钱。
这钱来得容易, 花起来自然就快。大几百块钱一件的真丝衬衫，貌不惊人的女同志眼睛都不眨一下, 买了。几十块钱一条的丝巾, 也没瞧出来哪儿独特啊，那就是有人愿意买。
搞得江南服装厂的厂长偷偷跑过来看销售额的时候，简直要郁闷死了。
明明是同样的材质，同样的工艺，春天的时候他们卖40块钱一件，都死活卖不出去。
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完全不知道物美价廉的好处, 全都买椟还珠。
可没办法, 消费的狂潮就这样。
不仅仅是艾森服饰，几家大歌星卡拉OK房生意也好的要命, 场场爆满, 谁能拿到包厢都可以被视作有面子。
而且这股消费主义的热情也席卷到了江州, 无论金凤还是欧小飞亦或者陈露，都感觉到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多。
甚至连高兴同志也跟着发了一笔财。
当然跟养鸡场没关系，光是选址就折腾到现在, 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老太太到今天都没定下来。
她发的是服装财, 跟《公关小姐》有关。
之前江州地区播放这部剧的时候刚好是冬天, 虽然大家感觉电视剧主角穿着十分时尚, 但季节对不上, 江州的冬天冻死人，有空调的地方又很少，穿小裙子实在是想不开。
眼下不一样了，中央台面向全国播放，那五颜六色的一步裙多好看啊。必须得入手一件，来过过瘾。
哎哟，真没想到，现在供销社越来越时髦了。连一步裙都已经备上了货，而且五颜六色，种类齐全，想要哪种有哪种。
乡镇女青年突然间爆发出了强大的购买力，几乎一日之间就清空了供销社的货。
高兴同志笑得合不拢嘴，这是她精心准备的呀。自从知道《公关小姐》很可能会在7月份播放之后，她就开始联系经常合作的厂商，以自己的好口碑跟人订了货。但是佣金这一项，她就赚得口袋鼓鼓。
没错，老太太现在即便是港商身份，也绝对不会看不起倒买倒卖的小生意。
周秋萍听阿妈说销售的火爆场面，好奇了一句：“现在经济恢复了，东西都好卖了？”
“好卖啥呀？”老太太摆摆手，“其他东西我看也不怎么样，像袜子呀，像鞋子呀，买得都不好。那种白袜子，长长的，穿个小袜子，穿个小皮鞋，再穿个小裙子，前两年不是特别流行这样吗？现在根本就卖不出去。”
周秋萍恍然大悟：“噢，那就是经济越萧条，奢侈品销量越高。”
高女士茫然：“啥意思？”
周秋萍一本正经：“意思就是经济情况再差，对有钱人也没啥影响。有位经济学家说过，哪有什么经济危机，那都是穷人的危机。”
高兴同志不高兴了：“哎哟，有几个钱烧的你哦，说这种话。”
周秋萍摆手：“我在说经济现象呢，没扯别的。”
“你这还不叫扯？”
“我扯哪了？我在说贸易的事呢。这么说的话，各家的库存还是不少，得赶紧想办法卖出去。”
说曹操曹操到，卢振军的电话打了过来。他刚忙完建设安保队伍的事，回匈牙利就又要货，而且要的还挺急。
欧洲的夏天到了，旅游季节也来了。匈牙利作为著名的旅游国家，招待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在布达佩茨的西南边有个巴拉顿湖，是欧洲最大的洪水湖，风景秀丽。
卢振军就是在巴拉顿湖一边跟客人晒太阳，一边谈下的生意。一共有好几笔，货量巨大，种类繁多，有文具，有玩具，有圣诞礼品，还有儿童保健品以及女士内衣还有皮手套之类的皮革制品。
按照周秋萍给他的目录单上的报价，这又是一笔千万美金的生意。如果顺利成了的话，他的利润额也能上千万。
订单从布达佩斯传真了过来，周秋萍对着单子琢磨了一回，又传真给杜仲。
两边拿着电话机，对着单子讨论了一番。因为货品种类繁多，其中一部分可以从合作厂商的库存里调，另一部分则需要找工厂赶紧生产。
好在眼下才7月份，赶圣诞节的订单，现在就组织动工的话，11月底前应该能交货。
周秋萍放权：“这事儿你们自己谈。这已经是我们的第3单外贸生意了，以后会越来越多，下回我就让卢总那边直接传真给你们，你们能挑大梁了。”
杜仲本能地紧张，下意识道：“这需要领导你把关。”
周秋萍笑了起来：“当然，这个金额给我签字，财务才能出钱啊。”
外贸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她自然要手把手带着，因为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但只要一上路，她就该放手了，不可能时时刻刻万事都盯着。
不然的话，以后她怎么发展其他方面的业务？
话虽说的潇洒，但周秋萍心中同样打着鼓，生怕这群高学历的文化人跟厂商联系的时候掌握不好尺度，到时候生意没做成，大家先闹僵了。
于是她下达了任务之后也不敢出去潇洒，就老实守着电话机，时刻准备着充当救火队员。
凡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她不期待电话机响，可电话还是跟炸雷一样的响了起来。她甚至希望现在可以挑选来电铃声了，起码不用像现在这样叮铃铃的吓人。
可吓了一跳，她还是得硬着头皮接电话。还真叫她给猜着了，的确是要商量赶紧开生产线的厂商。她正琢磨着要怎么和对方寒暄，压一压对方的不快，不曾想那头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周经理，咱们能合伙做生意吗？”
周秋萍奇怪：“我们已经合伙了，你看我这边一有外贸单子，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你们厂，有钱大家一块赚。我们公司这边付定金，只要产品合格，货款绝对不拖欠。”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能不能入伙？”那边声音听着有些着急，“那个，你们是香港公司对吧？你能跟我们合资吗？你放心，不要你们出钱的，这个外资部分我们自己找办法换，我们只需要你们公司出名字，以后我们就是合资单位了。”
周秋萍哭笑不得：“你们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了？是想要退税吗？”
“啊呀，退什么税呀？”乡镇企业的厂长满头雾水。他压根就搞不清楚现在国家对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主要是作为食物链的最底层，他们羡慕国营单位已经羡慕不过来了，哪里还顾得上肖想更高层别。
“我就是想要个洋帽子，省得我们厂被没收了。你们能耐大，已经是香港企业了，当然不晓得我们这些人的苦。”
虽然他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位大名鼎鼎的周经理一下子就摇身变成了香港老板，但这时代的人一心想着是挣钱，加上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家的法制观念都非常淡薄。谁有能耐谁能挣到更多钱，那就叫本事。至于对方采取的是什么手段，根本没人在意。
“你没听说过吧？亚运会一结束，我们这些厂都要被没收。国家欠了一屁股债，国营单位只会要钱，不会掏钱，不把我们的家产给收了，怎么还钱？”
周秋萍听得目瞪口呆。所谓亚运会结束就要对私营经济动手的传言她已经听好几个人提起过，搞得她现在都怀疑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种事。
那边乡镇厂的厂长还在诉苦：“但凡是个人，但凡披着身皮，就能天天到我们这儿吃拿卡要的，一个个吃的满嘴流油。我们厂的食堂不干别的，就光伺候这帮祖宗了。这也就算了，零敲碎打他们还不知足，干脆一锅端。”
周秋萍安慰他：“你别想太多，谣言而已，政府也没说过这话。再说了，你现在不是私营企业，你们都是集体合作制企业，挂着集体的牌子呢。动手也不可能动到你们头上。”
“哎哟，我的周经理啊，我说个托大的话，你还是年轻哎。”
这位厂长算商场老人了，从70年代就开始搞手工作坊，东躲西藏，一路走到现在，虽然没有做的多大，但能生存下来就是能耐。
他跟高女士是一辈人，故而有底气跟周秋萍讲讲古：“这个集体合作制，你当政府为什么这么大方就给我们批发出来了？是因为政府有眼光，要保护我们私营经济发展吗？嘿哟，想的美哦，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到我们？我们在他们眼中怎么可能算个人。是他们下手这么狠，个体户私营老板都吓得躲起来了，不敢冒头，这样他们上哪儿抄家去？当年抓老右知道吧，人都被抓光了，名额凑不上了，怎么办？引蛇出洞，大鸣大放，鼓励你引诱你说。你没意见也不行，必须得批评，你批评了那就是罪证，就是你在反动，你在攻击党。话是你说的，帽子肯定得你带上。这么一来，人不就凑齐了吗？”
周秋萍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从何反驳起，只能听对方滔滔不绝下去。
而在厂长的目的不是抱怨，而是解决他们厂目前的困境：“小娘养的就是小娘养的，我们这个集体合作是不能跟人家根正苗红的比。个体户都被收拾干净了，剩下的不就是我们了吗？要敲骨吸髓一口吞干净，除了我们还是我们。你看现在就7月份了，10月份办完亚运会他们肯定就要下手。我们这没见识的人也不像人家能耐，能出国搞个移民什么的。我们也只能求到周经理你头上来了。麻烦你借个名字，跟我们合资吧。我保证一分钱不要你们出，我们就想花钱买平安，他们要面子不敢打国际官司，不敢朝你们下手的。”
周秋萍沉默了半晌，没有直接答应对方，而是表态：“这事儿太大了，我得想想。”
厂长焦急不已：“那你快点想啊，我们就指望你们公司救命了。”
周秋萍大概能猜测到他们承受的压力究竟有多大。自古如此，从上到下层层摊派。上面说收100下面能收1000，中间差价900，是要被一层层盘剥掉的。
她安慰对方：“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糟糕，不要自己吓自己。你们先赶紧接订单干活吧。”
厂长又强调：“你看你跟我们合作的话，以后我们一定听从你们的安排，你们说让我们生产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保准一点都不耽误事。”
但周秋萍还是没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只说自己要想想。
待挂了电话，她陷入了沉思。
她想到了自己上辈子在报纸上看到过的一段对经济学家的采访，大概意思是说80年代的腐败促进了经济发展。因为这个时期政府攫取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比方说办企业和做生意，这本是人民的权利，结果被政府垄断掉了。想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得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这种腐败，发生的原因不是商人道德败坏，而是权力错位。
上辈子这个时代自己还没开始做生意，所以并不了解整个商业环境。到90年代中期做买卖的时候，她还跟同行一道抱怨过环境不好了，没有80年代能挣钱。
现在想想看，人真是免不了天真。要真有这种好事，那这时代就没穷人了。
她摇摇头，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分析。
注资工厂，像肯德基和京城畜牧局之类的单位那种合作，好处在于她相当拥有自己的车间了，以后可以指哪打哪，更加灵活机动地满足外贸订单的需求。
她为什么在发现这笔单子里面需要开工组织生产时开工时，第一回 合考虑的就是乡镇企业？还真不是她歧视国营厂，对对方有偏见。而是现在的国营单位实在是反应迟缓，一点小事都要请示七八个流程找领导签十七八个字。
碰上领导刚好出差的情况，那你就等着吧，等到猴年马月也得把人等回来签了字程序才能往下走。
有这耽误的时间，乡镇企业早就开工生产，甚至已经能交第一批货了。
做贸易，尤其是外贸，本身就强调要反应迅速。她哪有功夫等国营厂慢吞吞地墨迹。
但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工厂，最方便的肯定是有自己的生产单位。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要求，生产出符合心意的产品。
可这么做也不是没风险，最大的风险在于管理工厂。她不可能只挂名字的，她这边又不是没家没业，出了事拍拍屁股走人就行。她想做大做强，那么就必须得介入工厂的管理。
不是她狗眼看人低，而是这时代的乡镇企业管理，完全谈不上规范两个字。甚至连历史悠久的国营大厂，企业管理也是一言难尽。否则也不会一天到晚强调国企要改革了。
乡镇企业最大的毛病在于短视，或者说整个大环境逼迫他们短视。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要关门大吉，所以他们时刻处于能赚一笔是一笔的状态中，不会思考企业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只求还能干的时候多挣点钱。
周秋萍在纸上写下：长远发展。
高女士用高压锅炖上了鸡，大夏天的人人都出汗多，要喝点鸡汤补补元气。
她在厨房里忙完了出来，看女儿若有所思的样子，不由得奇怪：“怎么了？”
“阿妈，有人要送厂给我们呢。”
高兴同志吓了一跳：“你又没当官，谁要送这个给你。”
听女儿说完事情经过，老太太砸了砸嘴，感觉世界真奇妙：“咋就跟《范进中举》了一样呢。”
作为一个只会写自己名字的纯文盲，老太太当然不可能看过《儒林外史》这本小说。但是这时代有电视剧呀，江州台就播放过《范进中举》。
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举之后，好多人什么财主地主之类的，就带着家产过来投靠，挂在举人名下，因为这样可以少交好多税还不容易被小官小吏吃掉，很划算。
现在，她们倒成了范进了，想想真跟他中举时的鸡飞狗跳不分上下地荒唐可笑。
周秋萍不想这些，她现在关注的点在于厂子她很想要，合资她也愿意干，但她没管理工厂的经验，而且她的精力也跟不上，她需要人帮忙。
她在脑海中搜寻了一圈，发现还真没人能够拎出来用。
她熟悉的工厂管理者只有两位，一个是程厂长，一个是李工。
前者疯了，放着国营大厂的领导不做，跑去搞乡镇企业？后者毛病，有生产成熟的车间不管，跑到乡下去小打小闹？
他们图个啥呀？
不行，都不现实，必须得pass掉。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周秋萍赶紧站起来，立刻冲出去，满怀欣喜地看着曹敏莉：“你回来了。”
吓得后者莫名其妙：“你干什么呀，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看看她这姿态，如果有尾巴都要摇起来了。
周秋萍嘿嘿笑：“你手下有没有人能用啊？帮我管理工厂。”
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