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经师(3/12)
果然，当申培公千里迢迢抵达未央宫，刘彻在前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治乱之事 ”。“治乱”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更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可见皇帝的心思已经急迫到何种程度，又对儒学怀有何等不切实际的期望。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虽然做了一些奏对的准备，但委实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17
大意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听到这句正确的废话，即刻沉默了。
又一个十月很快就到，岁首是极重要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月，朝廷突然发生事变。正在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被下大理议罪。据内廷传出的消息，原因是太皇太后窦氏前日从东宫也就是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向皇帝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皇帝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这场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
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向来喜欢黄老之术，不喜欢儒学，但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 ” 18 ，就是赵绾奏请日常事务不必请示窦后，撇开窦太后的意图太过明显。赵绾、王臧随即自杀，恐怕也是为了避免牵连皇帝本人。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 19 ）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 ” 20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21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 22 。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 23 ，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4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设立“五经博士”以抬举儒学，目的是“广道术 ”，是拓宽人才的来源 25 。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封禅泰山、开疆拓土、讨伐匈奴、抑制诸侯等等，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要“五湖四海”，只用儒家怎么行呢？至于天人感应、君主要行道的话，刘彻听了只会不快。
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
5．董仲舒之惑（三）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春秋》，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他和公孙弘相似，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经历。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年龄想必也不小了。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江都是吴国故地，离皇帝太远，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他仍然恃帝兄之威，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
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用意很明显了，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扶摇直上，也不是不可能。庆幸的是，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搞“天气预报”很有一套，求雨止雨，无不灵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