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氏(14/18)
朱博这么做，直接原因当是傅太后的指使，王莽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可能也令他不快。不过，深层原因是，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20
儒风盛行时，朱博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强调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让儒生们滚蛋，“等你们的尧舜圣君出现，再摆你们的道理吧”。朱博的风格和刘欣追迹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一旦得势，师丹、王莽等儒臣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博的上奏得到刘欣的支持，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一切待遇，“遣就国”；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王仁是王莽叔父王谭的长子，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在上一辈里，王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到了王莽这一辈，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所以，王仁的“遣就国”与王莽无关，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祸。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王莽不得不待在新都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况的弟弟王邑抬了出来，继承成都侯的爵位，并招致内省担任侍中。王邑是王莽的堂弟，才能不如王莽。如果说，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君一记重重的耳光，那么用一下王邑是耳光之后的差强抚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绶，步入入仕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16．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戚干政的覆辙。但刘欣很清楚，汉朝除了吕后，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事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丁氏家族的丁明，虽然都当过大司马，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刘欣对前朝勋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曾把王莽逼走的朱博，因为被发现和傅晏结党，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此外，刘欣还逼死了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之，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 21 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前朝故旧”，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皇帝为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再受命”的操作，虽未成功，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需要贤哲，需要圣人。自遣就国那天起，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乎？
在西汉，皇帝很少自称“圣”，主要是不敢 22 。而圣人如孔子，有圣人之德，无王者之位，晚年“获麟受命”，却大势已去，不得不绝笔《春秋》，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为后世所遗憾。
王莽就国的路上，经过许多郡县，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他却什么人都不见，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佚、怀能、开明。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仿佛也在周游列国，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为天下开太平。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十七年以后，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新都也是膏腴之地，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因为“遣就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掌握着侯国实权，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并无治国的权力。列侯一旦被“遣就国”，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因此，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把王莽“看管”好；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不与他为敌，尽可能尊重他。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他选了孔休。
孔休是南阳本地人，从姓氏可知，他应该是圣人后裔。孔休是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由于自身地位卑微，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孔休既惊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而王莽也极尽礼数，两人一时相见恨晚，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王莽遇到孔休这样知礼谨慎的君子，两人还能叙一番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孔休日夜守候，极尽臣下之礼，令王莽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这份恩义，王莽像以往那样，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休。
王莽与孔休已经交往颇深，理应知道孔休并非贪财好利之人，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形同收买，待之以常人，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休见此，果然大吃一惊，托言这是王莽私人爱物，且剑饰玉石，十分珍贵，坚辞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休的真实想法，认为孔休只是碍于情面不收，就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要送您宝剑，是看您脸上有块瘢痕，据说美玉可以祛瘢，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所以孔休坚决不收。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有些“恼羞成怒”——你越是不接受，我偏要送给你。这个劲头一上来，谁也拦不住。和因为别人讥诮他纳妾，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 23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瞬间变得狰狞可怖，他说难听的话：“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他做难看的事，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找了块布帛包了起来，必须要送给孔休。
孔休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休，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践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 24 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还自认是圣人，甚至是圣王，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孔休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侯门的阙下。但越是如此，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休，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休在躲避他一样。多年以后，王莽确实成了帝王。他更加不能忘记卑微的孔休，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孔休则称病不见。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是南阳老乡刘秀为了褒扬他对王莽的态度，赏赐了他的子孙。
17．一摘使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