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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书) 第三章 王氏(11/18)

张向荣 · 历史军事 · 382 KB · 2025-05-19 13:07:44

第三章 王氏(11/18)

12.王莽的宏大志业



汉成帝元延四年(约公元前9年),有个在长安消失很久的女人再次露面了。


这年春天,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叔侄二人按照礼仪入长安朝见天子。刘兴,汉元帝冯昭仪的儿子,汉成帝的异母弟弟;刘欣,汉元帝傅昭仪的孙子,汉成帝的侄子。此时的汉成帝已经绝了生育的期望,就想从这两位诸侯王里选一个立为太子。


就在两王朝见期间,陪同刘欣一起来长安的祖母——汉元帝昭仪傅氏,如今的定陶王太后——突然秘密拜访了大司马王根。她带来丰厚的礼物,只说了一件事:听说皇帝要立外藩为太子,希望王根以大司马、帝舅之尊,择机在皇帝面前推荐定陶王刘欣。


傅昭仪——王根还是习惯这么称呼她——虽然年岁已高,在长安的露面还是引起不少老臣和旧戚的注意。毕竟,傅昭仪与王政君不同,不是一个柔顺的女人。


王根还记得,汉元帝在世时,一度想废掉时为太子的汉成帝,改立傅昭仪的儿子刘康,也就是刘欣的父亲。汉元帝弥留之际,陪伴身边的也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换言之,傅昭仪差点成了皇太后。傅昭仪此次来请托,看得出她仍然为当年的事情愤懑不平。


如果昔日傅昭仪当了皇太后,不必说王根,整个王氏家族都会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但王根还是应允了傅昭仪的请求,因为他知道,一旦汉成帝晏驾,新的皇帝必定会带来新外戚。为了长保王氏家族的禄位,立自己推荐的人为太子当然再好不过。傅昭仪能够屈尊来示好,将来即使傅氏成了新贵,也会感激自己吧。


但王根一定不知道,向来精明能干的傅昭仪,并不只在他身上下注,她同样秘密拜访了赵飞燕皇后、赵合德昭仪,向这两位皇帝的枕边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托。王根也没有深入琢磨,傅昭仪为什么不去求皇太后王政君。


汉成帝本人已属意刘欣,王根、赵氏姐妹也推荐刘欣,廷议也认为应该过继侄子而非“立弟”才符合儒家祭祀的昭穆顺序,总之,拐过年来二月,刘欣顺利被立为太子。实际上就是把刘欣过继给了汉成帝。根据儒家礼仪,今后刘欣就是汉成帝的儿子,所以皇帝下诏,命令傅昭仪和刘欣的母亲丁姬都住在长安的定陶国官邸,不能随意与太子见面。换言之,傅昭仪和丁姬都还是定陶王的亲眷,而刘欣已经是皇族,礼仪上的身份超越了血缘上的关系。


令人感喟的是,王政君再次展现出她的仁厚善良,延续先帝的临终嘱托:对定陶王一系照顾有加。她向皇帝建议,让傅昭仪和丁姬每十天入太子宫看望刘欣。汉成帝不同意,理由是这不合礼法。王政君认为:“刘欣从小是被祖母看大的,允许祖母看望太子,和允许奶妈和太子见面能有什么区别?”汉成帝想了想,最终同意让傅昭仪每十天见太子一次,丁姬因为没有照顾过刘欣,所以不允许。


继承人的确立,使汉成帝登基以来最大的隐患得以消除。王政君的仁爱举动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后来,口碑较坏的淳于长在王氏家族内部的清洗中倒台,公认具有宰辅之德的王莽被推荐为大司马,种种举动,令王氏家族的形象焕然一新,基本不再被人指责为灾异的来源。


在灾异影响下持续不安的汉廷,也出现了可贵的稳定局面。皇帝身体健康,选立的太子刘欣举止稳重,雅好文辞,皇室安宁;外廷丞相翟方进,是著名的儒学学者,一代名相。


新任大司马王莽踌躇满志,名义上是“辅政”,但皇帝沉湎享乐,实际上等同于“执政”,他有理由认真处理政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王莽当然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资源里寻找出路,他的初步思路是来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通过真正实践儒家的本意,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


就他个人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形象。当了大司马,王莽的宅邸从门可罗雀变得熙熙攘攘,外朝的官员,内廷的近侍,有事无事都来拜访他。知道王莽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些人就委派妻子女眷前来向太夫人问讯,搞搞“夫人外交”。这些盛装的汉朝贵妇们一进王莽家门,就看见一位荆钗麻裙的老妇前来迎接,她身上的短衣仅能遮蔽膝盖,都以为是王莽家的老婢,并未在意,直到被迎进屋内,才知道这位老妇是王莽的妻子,不禁十分惊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但做到这个程度,难免会被认为虚伪。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以丞相之尊,盖布缝制的被子,就被时人讥讽为沽名钓誉。王莽这么做,也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在更多人看来,比起王莽叔叔们的骄奢淫逸,节俭总归不是坏事。而且王莽应该是真没什么钱,因为他上任后在大司马府聘了许多名流。为了招揽人才,几乎散尽了封邑的收入和皇室的赏赐,钱都花到为国揽才上了,哪里有钱为妻子置办绫罗绸缎呢。


汉成帝也感觉到王莽当政后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他的心情越发向好。看起来,汉朝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唯独为汉成帝养马的奴仆,觉察到一丝不同:


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


此奴仆发现,皇家马厩里有一匹马长角了,这个灾异说明有人将要“害上”!当时王莽执政,气象一新,什么人会害上?后宫?宰相?潜在的叛乱?


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月,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可疑的星象“荧惑守心” 1 而被迫自杀。比起这样可怕的天象,皇家马厩里的灾异也就不被人注意了。


又过了一个月,三月丙戌(公元前7年4月17日),皇帝睡在未央宫白虎殿,准备次日一早召见前来辞行的楚王和梁王;又因为翟方进死后,丞相之位空缺,皇帝还打算第二天拜孔光为丞相,连夜阅看了拜相的赞词。


这天夜里,安静平和,皇帝睡得很好。


拂晓,皇帝苏醒。像往常一样,在内臣的服侍下,他穿上绔与袜,又拿起外衣,忽然手拿不住外衣,然后竟然话也说不出来了,整个人立刻倒了下去,当天就晏驾了 2 。






13.四家外戚一时登场



皇帝晏驾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十五岁的王政君听说儿子晏驾的消息,极度悲痛。这些年来,她努力为儿子分忧:国家政事由王氏家族主持;后宫事务由着皇帝的喜好,连立赵飞燕为皇后都点了头,就是为了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太平皇帝。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己前面。


朝野也沸腾了,皇帝晏驾的消息刚公布,内外臣僚骚动起来。群臣对皇帝早已压抑了颇多不满,得知皇帝毫无征兆的死亡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赵氏姐妹。


王政君凭借皇太后的身份出面稳定政局。她命令孔光即刻按照大行皇帝遗愿,在皇帝遗体前受博山侯印绶,接任丞相。这事实上是把孔光摆在了顾命大臣的位置上。孔光大为悲痛,仿佛皇帝早就知道自己要死,所以提前将外朝委托给自己一样 3 。


她还命令王莽领衔,御史、丞相、廷尉等共同参与,严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的起居和发病情况。


这条诏令一下,赵合德昭仪立刻自杀。


赵昭仪一死,追查大行皇帝晏驾的详情也就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了。群臣知道,皇帝晚年专宠赵昭仪,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所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考,也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而赵昭仪必须为皇帝长期以来的沉湎酒色负责,她的自杀是咎由自取。赵昭仪的死,使得赵皇后意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没人知道赵昭仪自杀前是否与赵皇后商量过。


既然皇帝已经晏驾,朝臣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权力结构的调整。


外朝由于孔光接任丞相得以迅速稳定。所以,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太子登基后的变化。例如,盘踞朝廷二十五年的王氏家族是否还会继续执掌朝政呢?王莽的大司马是否按惯例让出呢?那些对汉元帝时期宫廷尚存印象的老人们还记得,傅昭仪可不是好对付的。


按照礼仪 4 ,刘欣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先帝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把先帝下葬。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公元前7年5月7日),在王莽朗诵策文的威严声音里,刘欣于汉成帝灵柩前正式受皇帝印绶,继皇帝位;随后,刘欣又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等象征皇位的礼器交给王莽,告令群臣,宣布大赦天下,解除宫门和城门戒严。


未央宫里山呼万岁,长安城沐浴在肃穆的气氛中。


随后,参加登基大典的内外朝官员们纷纷脱下皇帝即位时穿的吉服,换上先帝大丧期间的丧服,簇拥着刘欣去高皇帝庙拜谒。这道程序非常重要,当年昌邑王就是因为即皇帝位后没有去拜谒高庙,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尽管“绥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


如前所述,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现,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 5


不过,刘欣此时才19岁,颇为清楚昌邑王、汉昭帝等幼主在位时期的微妙,羽翼尚未丰满之时,避免锋芒毕露。他要做的是尽快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从四月即位到次年正月改元这八个月间,刘欣一方面下了罢乐府、放宫人、限名田、限奴婢、例行节约等一系列诏令,向天下显示新气象;另一方面,在内廷,他密集赏罚,借力打力,集中处理外戚问题。从这些举动来看,刘欣当太子期间可能已经深入谋划,因此能够做到动作迅速且有条不紊。


就刘欣面临的局面来看,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西汉的外戚传统 6 ,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吕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竞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剿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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