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始元年春正月：安汉公(4/5)
王者是谁？
这就要看贡献雉的是什么人了。
越裳氏，据后人考证，大概是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一带。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坐实地点。知道他们来自极远之地，遥远到需要经过“重译 ”也就是若干次翻译才能与汉朝人语言沟通，这就够了。
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里，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雉，是在一千年前的周成王时期，并且不是为了见周成王，而是见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就是当时的王者。
《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髪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 1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 2 。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氏安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 。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 。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3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 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 4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周朝的“周”，是因为传说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周原”，开创基业，因此国号为周。 5 而周公的“周”，也是因为他“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 ” 6 ，所以包含了国号的意思。
周公的“公”，是因为他乃王室执政大臣，所以尊称为“公”，也可能是周地的公爵 7 。周公封在鲁，但他始终没去 8 ，而鲁国是侯国，所以“公”与鲁国没有直接关系。
“安汉公”正是要模仿“周公”的称号。此时的汉朝，还没有施行“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所以安汉公的“公”是尊称，“安汉”则包含了汉的国号，简单地说就是与“周公”相侔的“汉公”，鉴于王莽的功德，加上一个“安”字，所以是“安汉公”。
汉朝的皇帝为“汉皇”“汉天子”，刘邦在称帝之前是“汉王”，那么“汉公”的称号有多么尊贵，可想而知。
尊号的规格如此之高，王莽前后推辞了六次，先是婉拒，宣称安汉的功绩是大家的，可以封孔光，不必封我。群臣坚持未果，就抬出王政君下诏，王莽索性称病不上班。为表示公平，王政君下诏封了孔光等四个大臣，已封侯的“升职”，未封侯的封侯，但王莽仍然不上班。无奈，王政君只好直接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并听取群臣的呼吁，把萧何的旧居赐给了王莽。
赐萧何的旧居，也是尊崇的一大手段。萧何在刘氏皇族的叙述里，不仅是高皇帝的宰相，而且是刘氏的恩人。汉景帝称他“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 ”，就是说萧何与高皇帝共造基业，堪称合伙人；汉武帝离汉初那么多年了，还说“朕报萧相国德 ” 9 。所以，萧何是汉初功臣里罕见的直到王莽时期仍然葆有爵位的人，中间世系几次断绝，都被皇帝寻找后裔续封，地位长达两百年不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终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他只接受这个称号本身，对于汉廷赐予的物质封赏一概不受，并说了一句很豪迈的承诺：
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 10
就是说，等待天下百姓家给人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
王莽在两千年前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今人尚且颇觉感动，何况古人？
对此，王政君下诏答复：那就暂不封赏，但对王莽的日常俸禄赏赐加倍，等待天下家给人足时再赏。
由此亦可知，当时人们谈起“百姓家给”，似乎不是“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之类的终极理想，而是不久之后就能看到的场景。王莽不仅安定了政局，还给天下人带来即将实现万世太平的期望。再加上“谦让”，他赢得了空前的拥戴。
后人习惯于把王莽当安汉公视作“篡逆”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怕是一种后见之明。在当时，仿效周公说明王莽向善、有理想有道德，引起的是赞美。须知，霍光宣称受汉武帝的遗命秉政，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拿出了一幅“周公负成王”的画。霍光说这是汉武帝所赐，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照顾年幼的汉昭帝，承担周公之责。尽管上官桀等人当时就称这幅画是霍光伪造，后世史学家也颇多怀疑，但没有证据。而且，霍光并没有篡夺汉朝的皇位，背负成王的周公也就不可能和篡权沾上边儿。
同理，在王莽被群臣上安汉公的尊号时，群臣所能想到的，近是霍光辅佐昭帝和宣帝的往事，远是周公辅佐成王的传说，朝野基本不会认为王莽有篡夺帝位的野心。即使在当时“天命转移”的背景下，王莽有取而代之的嫌疑，也只能说是大势所趋、时代使命，难说是王莽的主观意图。
有一个小小的波澜，被不起眼地记录在史书里：汉哀帝下葬后，陵墓称义陵，按照当时“前殿后寝”的制度，陵墓旁边有祭祀的前殿，也有供亡灵休憩的寝殿。王莽成为安汉公后一个月，义陵的陵寝令，也就是管理汉哀帝陵墓的官员，急忙报告了一个惊悚的消息：
前一天晚上，汉哀帝的衣冠还在寝殿的盒子里放着，第二天早上，那衣冠自己跑到床上来了！
王莽对此十分惊讶，马上安排祭祀以最高规格的太牢，试图平息亡灵的愤怒。
汉室的亡灵怎能不愤怒？刘氏筚路蓝缕，劬劳功业，贤君辈出，怎么就走到需要外戚来“安”的地步？
注释：
1 《韩诗外传》卷五第十二章，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第172页，中华书局，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