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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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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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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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泉：《西汉中常侍新考》，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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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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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太史公之死》，载《读书》2007年第3期
苏诚鉴：《“欲法武帝”与“附会〈周礼〉”——论王莽“六筦”及其“税民”之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田余庆：《论轮台诏》，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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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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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与致谢
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网络上还有人不无褒义地称他是“穿越者”。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 1 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实为“本纪”。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因此，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符命谶纬，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只阅读原文和注疏是不够的。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难度大，争议多，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实现了。这个关于王莽的“历史非虚构”或者干脆说“历史报告文学”，应该怎么写？
对我而言，“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历史，当然不允许虚构；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人物要生动，细节要丰盈，要有文学的感觉。总的来说，它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
最终，我只能在“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识见、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戴着镣铐跳舞。这其中，经验识见、个人褒贬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不免陋见。但关于客观史实、文学叙事这两点，不妨多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