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始建国地皇四年十月：反虏(14/26)
当然，王氏家族的后代算上旁支还很多。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帝终于抵达长安，下诏大赦，王氏家族里面只要不是王莽的子孙都赦免无罪，王氏宗族得以幸存。
志得意满的更始帝终于入主长安，据有了西汉诸帝们建造的宫殿，拥有了王莽储蓄的财富。他派遣使者到各地的割据军阀那里，要求他们归顺。天水的隗嚣见到使者，觉得天下大定，欣然要走，军师方望建议他观望一阵子，但隗嚣不听，方望很失望，辞别而去。隗嚣到长安后，被拜为右将军，后升任御史大夫。西北逐渐稳固下来。
更始帝一直关注着河北，看到刘秀招降纳叛，“业绩”出众，从光杆司令起家，仅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河北实力最强的王郎集团，拥有十万大军。看起来，是该将刘秀召回，以免尾大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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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嚣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观察天象，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婴，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婴。此时的刘婴像一颗弃子，无人在意，方望却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临泾 3 ，汇集了几千人，立刘婴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立刻派人攻打，将刘婴、方望杀死，击杀刘婴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汉末代舂陵侯刘敞的儿子刘祉。方望的弟弟方阳逃奔赤眉军。刘婴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幼童时禅位给王莽，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运也渐渐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始军，打到了长安城外。在赤眉军的压力下，更始政权发生内乱。申屠建、原平林军陈牧被更始帝所杀。隗嚣险些被杀，趁乱逃回天水。原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眉，与赤眉合兵后攻打长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阳因为更始帝杀了兄长方望，因此力劝赤眉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攻灭更始。于是赤眉在郑县 4 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改元建世，这支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当时在齐地，祭祀城阳景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换言之，赤眉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鄗 5 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谶的微言大义：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符命的笃信，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图谶。大业初定，刘秀向洛阳行进，专心巩固基础，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伺机收取渔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长安，与此同时更始帝的洛阳守将归顺刘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则定都洛阳。赤眉入主长安，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纪迅速败坏，他们烧毁宫殿，抢劫市民，发掘帝陵，据说还侮辱吕后遗体。长安被破坏殆尽，几乎沦为废墟。三辅随即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 6 。即使在皇宫里，掖庭的宫女、祭祠的乐伎也大批饿死。赤眉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应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作的虽然是“传”，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在最后的赞词里，班固曰：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 7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归，实属慧眼，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诵“六艺”之类。千载之下，回眸来观，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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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8 ，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9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 ，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瘿扬为主 ” 10 ，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谶文误我” 11 。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 12 ，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谶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 ”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 ”，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谶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谶。 ” 13 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