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万里乾坤
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紫禁城名称借喻天象，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碌碌浮生五十年，追随无计息尘缘。
放怀顿觉寰区窄，揣分应惭雨露偏。
禁阙疏钟催早起，客窗寒月照孤眠。
可能归去西湖上，相逐渔翁踏钓船。
——于谦《漫书》
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紫禁城便成为京城的象征。而皇城正南门大明门[1]则是紫禁城的门面，号称“皇城第一门”，因与明朝国号同名，又称“国门”。大学士解缙题门联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这处规制极高的城门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坐北朝南，是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内外相隔于此，俨然两个世界。
大明门采用单檐歇山顶结构，红墙黄瓦，凝重庄严。门阙三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门匾石刻，由青白石琢制镶嵌而成[2]。大门两旁有掖门，绕长庑，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长庑左、右有文、武楼，楼与庑相连。门前绕汉白玉石栏，左右有石狮及官员下马碑——至此处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
大明门正南侧有天街，是一块朝廷特设的商业区，四周围以木栏，呈方格棋盘状，故又称棋盘街[3]。街道旁店铺密布，“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时人有诗云：“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足见天街商贾荟萃，市井繁华。
明中央官署图
大明门东、西两面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东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西面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
诸多衙门中，最令人畏惧的莫过于锦衣卫，几达闻名色变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锦衣卫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创的侍卫禁军，还因为它既不隶属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军都督府节制，是只听命于皇帝的侦缉机构，有权秘密监视朝中臣民的一举一动，且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
从职能上说，锦衣卫充当着皇帝的心腹鹰犬，无事不监，无人不察，且凌驾在法司法制之上，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锦衣卫将士尽是奸人鼠辈，他们也是朝廷正式在籍军人，内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当今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权势熏天，仗着天子宠幸，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且大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实行残酷打击。满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祸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同情无辜被关押迫害的大臣，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不顾人微言轻，将王振罪行书写成帖，张榜公布于大街上。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诺诺、争相噤声保命之举，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虽是匿名揭发，但仍被东厂侦缉者捕获，移交三法司[4]处置。而刑部作为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压力，以“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将其肢解处死。王永心虽死，其名不衰，有人赶在官府抄没王家前抢先接走了王氏独生爱子王安便是明证。但王永心其他亲眷仍受到牵连，男子充军边关，妇女则没入官中。时人深为叹息之余，对锦衣卫的印象也有所改观。
今日的锦衣卫官署格外安静。明日是孙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镇特准百官放假[5]三天，以示普天同庆之意，锦衣卫既是天子近卫，轮班值守，当然不在放假之列，不过大多数人都赶去了东郊圆觉寺[6]，太后、皇帝正率领皇亲国戚到那里祈福贺寿，平日喧嚣的官署难得清闲了下来。
负责值守衙门的是年轻的千户朱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艺不凡，祖父、父亲皆是锦衣卫官员，父亲朱护还坐到过锦衣卫指挥的高位。朱骥以父荫入仕，初为百户，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为偿还母舅债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禄难以自给，他能够摆脱窘境，有今日风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现任兵部右侍郎于谦爱女为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7]人。于谦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后调任工部主事。于谦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远大。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一直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要向文天祥学习。
永乐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当地惯例出行游街，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一个骑马的孩子忽然冲了出来，横冲直撞，冲散了队伍。巡按十分恼怒，责问那个孩子为什么要在大街上乱闯。那孩子从容地答道：“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啊。”语意双关。
巡按大为称奇，有心试试那孩子的才华，便口出一联道：“红孩儿骑马过桥。”那孩子马上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孩子竟然懂得用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愕然叫绝。这孩子便是于谦，当时只有十二岁。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文章才华已极有声誉，在地方上名重一时，因此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于谦喜读先秦两汉书籍及北宋名士苏轼的文章，还选录唐人陆贽[8]的奏疏，朝夕阅读，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举进士，本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开始以“廉干”著闻。明宣宗朱瞻基刚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谦的名字，遂于殿廷召对。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且声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对公事，语言流畅，很有条理，个人感染力也非常强，朱瞻基很是喜欢。正好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同自己御驾亲征。
皇帝亲自平叛，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汉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9]。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朱瞻基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谦当众数说朱高煦的罪行。于谦嗓音高亢，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气势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浃背，战栗不已，只称罪该万死。三军将士则个个精神振奋，激动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认定于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当大任。
于谦在此次平叛中以胆识过人而初露头角，朱瞻基十分满意，赏赐于谦与诸大臣相同。彼时顾佐[10]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严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称，对诸御史管理督察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才干比自己强。
次年，明廷正式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11]，负责巡按河南、山西二省。这样，于谦一下子从七品升至三品，足见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
于谦巡按山西、河南长达九年。巡按任上，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12]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两省因此大治。民间纷纷颂赞于谦，称他为“于龙图”。两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这“恩官”，即是指于谦。
于谦在巡抚任上时，有青年状告姊夫霸占田产。姊夫却说岳父生前有遗嘱，说儿子不是亲生，不能享有田产，并当堂拿出遗嘱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论。”于谦取了原件，又问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独占田产，判决时，念遗嘱为：“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议。”又考虑到姊姊及姊夫抚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产。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不仅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就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听到他的名字也远远避开。于谦率从人路过太行山时，为群盗持刀拦截。众人吓得不知所措时，于谦越众上前，厉声报出了自己名号。全副武装的盗贼亦久闻于谦清名，当即闻声而退，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从宣德到正统初年，明朝中央内阁的辅臣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身为元老大臣的三杨对于谦也相当敬重，因而于谦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议，多被朝廷采纳。至于锦衣卫千户朱骥何以能成为这位名臣的爱婿，亦是锦衣卫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传奇故事——
朱骥沉默寡言，表面不大合群，但其实面冷心热，其人从不多事、遇事不缩的性格在锦衣卫中十分讨喜。又因父亲朱护曾任锦衣卫长官，厚待下属，锦衣卫同僚多对年轻的朱骥照顾有加。
再说于谦。正统年间，大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文武百官投其所好，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方保无事。进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入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道：“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
于谦洒脱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道：“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手帕、蘑菇、线香指进献的礼品，于谦不屑送礼，称自己唯有两袖清风，此即为“两袖清风”成语的来历。诗成后，远近传诵。宦官王振听到后，心中牢牢记住了于谦这个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御史于谦因接连平反数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权贵，为避祸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王振以为此于谦即“两袖清风”的于谦，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将于谦逮捕下锦衣卫狱，判处死刑。
山西、河南两地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纷纷赶到京师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又知道报复错了对象，此于谦非彼于谦，且手下人没有调查出他有什么把柄，只好将其释放。但为了面子，又寻小过将于谦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两地吏民很不满意，集合了一万多人联名进京上书，声势浩大。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终于迫使王振恢复了于谦官职。
于谦落难于锦衣卫诏狱的两个多月，朱骥暗中嘱托狱卒予以照顾，但于谦本人并不知情。锦衣卫指挥马顺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进来的心腹，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会溜须拍马。他偶尔听到了真相，又恼恨朱骥生父朱护在锦衣卫中威名甚高，遂借故大肆打压朱骥，将其排挤出衙门，改去负责京城街道房[13]事务。
正统九年（1444年）某日清晨，兵部右侍郎兼巡抚于谦自裱褙胡同[14]家中正衣而出，准备上朝时，正好遇到身穿锦衣卫官服、佝背扫地的朱骥。不知什么原因，于谦对朱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好感，主动上前搭话，问了对方姓名，又道：“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
“弱息”即是于谦幼女于璚英。于谦与结发妻子董氏感情很深，未曾纳妾，是当世罕见的一夫一妻。夫妇二人膝下仅一子一女，长子名于冕，字景瞻，时年二十三岁，已与提刑按察使司[15]副使邵悰之女结婚。次女名璚英，意为冰清玉洁般纯美，时年十六岁，是于谦的掌上明珠。于谦为人秉直严肃，文章诗作述及儿子于冕时，均是勤于学业、砥砺名节之类的话语，然提到女儿于璚英时，则是脉脉温情，充溢着慈父关切之心，与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两人。
朱骥既知于谦视于璚英为珍宝，不知这位直名震动天下的朝廷重臣为何突然要将女儿下嫁给无权无势无钱无业的自己，呆呆愣了许久，才愧谢不敢。然于谦非但不是玩笑，且主意已定，当日到官署后便请兵部右侍郎吴宁出面提亲。朱骥惶然不敢拒绝，婚事由此而定。
于谦夫人董氏闻知后非常生气，恚然道：“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穷军耶？”
于谦也不与妻子争辩，只笑道：“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
当年，十六岁的于璚英下嫁朱骥。成亲当日，于璚英才认出新婚丈夫便是当年好心放自己入锦衣卫大狱探望父亲的武官，遂将此事告知了父母。于谦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董氏亦因而释怀，自此视女婿为半子。
朱骥娶朝廷重臣爱女，成为轰动锦衣卫的大事。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党羽，将此事报告了王振。王振虽不解于谦为何要将爱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锦衣卫百户，但因于谦从未当众忤逆他，甚至半句未提及当年蒙冤下狱之事，忽生出几分笼络之意，指令王林将朱骥破格提拔为千户。
朱骥毕竟年轻，颇为惶恐，忙赶去征求岳父意见。于谦却只是沉默不应，既不支持，亦不反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骥与妻子商议后，再三辞谢，然始终难成。兼之朱骥武功、骑射均佼佼出众，锦衣卫中也有许多人支持他，遂升迁为锦衣卫历史上最年轻的千户。
留在官署当值的朱骥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不断绞着双手，在堂中徘徊。忽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忙迎了出去，来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
朱骥忙问道：“可有找到人？”袁彬摇了摇头，又道：“琼娘说了，明日教坊司须得入宫表演，为太后贺寿，过了今晚，事情就再也瞒不住了。”
朱骥想了想，招手叫进副千户白琦，客气地问道：“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白大叔可否暂代我值一会儿勤？”
白琦年近四十，在朱骥初入行时带过他，算是半个师傅，然锦衣卫等级森严，对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他亦不敢以师傅自居，忙躬身行礼道：“千户有令，下官自当遵从。”
看到白琦诚惶诚恐的样子，朱骥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大舒服，只是因为另有他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点了点头，道：“有劳。”将当值官员持有的钥匙和令牌一一交给了白琦，这才转身走了出去。
时值七月，夏季暑气余热未尽，再经明晃晃、火辣辣的日头一照，愈发令人感到闷热烦躁。
朱骥走出官署，一时难以决定该先往东还是先往西，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挡住刺眼的日光。
校尉袁彬跟了过来，问道：“千户是要自己去寻李小娘子吗？”
朱骥未及回答，便有人远远叫道：“朱千户！朱千户！”
尖呼声中，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直奔过来，却是国子监祭酒[16]李时勉的孙子李骥。
朱、李两家私交甚笃，朱骥忙迎上前问道：“可是出了什么事？”
李骥顾不得满额汗水，只气喘吁吁地道：“朱千户……请你救救家祖……”
朱骥不解地问道：“李祭酒不是应邀随皇上去圆觉寺为太后祈福祝寿吗？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骥哭丧着脸道：“家祖推谢未去……他在国子监中被……被人……”一语未毕，竟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朱骥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料想必是李时勉出了大事，李骥才会如此失态，便低声吩咐了袁彬几句，命他尝试到某处寻人，自己则搀起李骥，道：“走，我跟你一起到国子监看看。”
刚走出棋盘街，便见到丘濬和林鹗联袂赶来。丘、林二人均是国子监监生，因参加上届会试未中而入学深造。丘濬与朱骥好友巡城御史[17]邢宥是同乡，同为广东琼州[18]人，因邢宥之故，丘濬与朱骥也甚是熟稔。
朱骥见丘濬神色凝重，便料到对方与李骥一样，同为李时勉而来，忙上前问道：“可是李祭酒出了事？”
丘濬点点头，简短地道：“适才忽然有锦衣卫校尉赶来国子监，称李祭酒带头私伐树木破坏公物，将他和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并拿下，用大枷锁了，押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朱骥闻言极为愕然，道：“今日我当值锦衣卫官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呀。”
丘濬答道：“那些校尉是直接从东郊赶来的，说是奉了皇帝诏令。”
一直抹泪不止的李骥忽愤然插口道：“什么皇帝诏令，还不是因为家祖得罪过那位王先生，他成心报复。”
“王先生”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他是有明以来地位最高、风头最劲的大宦官，称其权倾朝野毫不为过，只要有大臣得罪了他，便会遭到报复。前不久锦衣卫校尉王永心仅因匿名张榜揭发王振罪恶，便被极刑处死，家眷均受到牵累。锦衣卫大小官员也因管束下属不力而受到训斥，除了王振亲信指挥佥事王林及指挥马顺等人外，余人皆受到罚俸三月的处罚，也包括朱骥在内。
朱骥一听到“王先生”三字，转瞬便明白了，忙问道：“有李祭酒破坏公物这回事吗？”丘濬微一迟疑，即答道：“确实有。”
李骥嘶声嚷道：“那难道也叫破坏公物吗？”
林鹗忙解释道：“丘兄的意思是，确实有李祭酒修剪树木这回事，这才被人指控为破坏公物。”
原来今日国子监也循例放假，大多数监生都外出游玩，祭酒李时勉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修剪彝伦堂[19]门前的树木。他不顾七十余岁高龄，亲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桠，只为给芸芸士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读书环境。不想李时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从劳碌疲惫中缓过神来，便有锦衣卫校尉赶到，手持刑具，以破坏公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就地枷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
显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监视李时勉，想寻找他的过错。但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终没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亲自出马修剪国子监树木，竟会授人以“破坏公物”的口实。
李时勉名懋，字时勉，号古廉，以字行，安福[20]人。自小勤奋好学，七岁能背诵《四书》《五经》，十二岁能诗会赋。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21]，修成《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后升为翰林侍读。
李氏既有学识渊博的文学侍臣身份，本该一辈子雍容华贵，然其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孙三代皇帝皆欲杀他而后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谓百转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虽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一直有心迁回龙兴之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
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处名紫宫，皇帝既号称“天子”，是上天的骄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居所又称“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明紫禁城图略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22]。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23]、华盖殿[24]和谨身殿[25]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阴阳五行说渗透在紫禁城各个角落，可谓殚精竭虑。如五行学说认为土为黄色，代表国家，所以紫禁城屋顶多采用黄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为红色，所以宫殿柱子均用红色，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要建造这样一座皇城，代价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间，前后征集全国著名工匠十万、民夫一百万。所用材料运自全国各地，如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今北京房山区；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在苏州烧制；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涂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等等。
谨身殿后有一块近三百吨重的云龙大石雕，从几丈深的地方开采出来，运输非常困难。当时刚好是严冬季节，于是民夫们沿途挖井，汲水泼路，用水结成一条冰路，将石头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运。仅拉曳旱船就用了骡马一千余头，前后排成一里多长，人喊马嘶，浩浩荡荡，热闹异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艰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26]，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